紧紧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

  今天，为何需要把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聚焦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上来？

  首先，这是由中国现代化的长期实践和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决定的，是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的迫切需要。习在论述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议题设置的理由时，强调指出，“围绕党的中心任务谋划和部署改革，是党领导改革开放的成功经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中华民族自战争以来180多年探索中，找到的中国现代化之路，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唯一正确的道路。在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漫长进程中，我们经历过“学西方”的现代化尝试，失败了；经历过“学苏联”的现代化实践，虽然取得了不斐的成就，但终究还是“水土不服”，进行了重新探索和重新选择；经历过“”和人民公社化运动这样依靠群众运动急于求成的现代化进军，也不成功。正是有了这样多方面的实践、失败，再实践、再失败，我们才在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和大胆探索中，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显然，这条道路的“唯一”正确性，来自中国180多年现代化实践的长期探索和反复检验，是实践的结论、历史的结论。党的二十大精确指出：“从现在起，中国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方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中央政治局从实践经验和现实需要出发，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其次，这是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第一个任务决定的，是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更好适应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迫切需要。党的十九大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们国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渐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党的二十大进一步精确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个任务。这是党中央根据新时代要解决的社会主要矛盾提出的战略任务。

  当前，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面临的明显问题依然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比如，市场体系仍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状况没有根本改变，创造新兴事物的能力不适应高水平质量的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产业体系整体大而不强、全而不精；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仍然较大；民生保障、生态环境保护仍存短板；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归结起来，都是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反映，是发展中的问题，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从体制机制上推动解决。习强调，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仍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主要任务是完善有利于推动高水平发展的体制机制，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注重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会通过的《决定》第一部分，就围绕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这个核心问题，把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位置，对经济体制改革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作出部署。与此同时，《决定》还对健全推动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体制机制、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作出部署。围绕发展以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为特征的生产力，提出加强新领域新赛道制度供给，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机制，以国家标准提升引领传统产业优化升级，促进各类先进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集聚。因此，今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全部决策部署，都是围绕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来展开的。

  再次，这是由中国式现代化包括制度和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内在要求决定的，是加强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突出制度建设这条主线，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完善各方面制度，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成熟更定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同时，我们也清醒地看到，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持续不断的发展，已有制度要一直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那么，制度建设、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和中国式现代化是啥关系呢？今年4月22日到24日，习在重庆考察时指出：“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这就阐明了“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和“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是两回事，而是相互联系、紧密结合、必须一体推进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

  最后，这是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难以避免的严峻挑战和必须准备的艰巨斗争决定的，是应对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的迫切需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全新的事业，前进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矛盾和风险挑战。党的二十大在阐述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原则时，特别强调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的志气、骨气、底气，不信邪、不怕鬼、不怕压，知难而进、迎难而上。特别是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一直在升级，我们国家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有可能发生。我们要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发扬斗争精神，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有效应对这些风险挑战，在日趋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由此决定了我们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中，要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用逐渐完备的体制机制制度，统筹发展与治理、发展与安全，防范化解风险、有效应对挑战，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综上所述，总结我们的历史经验，直面我们要完成的中心任务及其要破解的难题，以及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挑战风险，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要紧紧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主题来推进。这是新时代新征程新一轮改革的迫切需要，也是新时代新征程新一轮改革的最大亮点和看点。

  我们讨论为何需要紧扣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不仅要懂得其深刻缘由，还要懂得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归根结底是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和制度保障。

  首先是动力。我们要认识到，改革是动力，创新也是动力，改革和创新紧密结合在一起，能形成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强大动力。

  中国式现代化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的方方面面，而其第一个任务是要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因此，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这一中心任务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首先要深入思考和研究的是：怎么通过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习在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候，要求我们破除发展问题上的陈旧观念，着眼于扎实推进高水平发展这一“新时代的硬道理”，来思考和布局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敏锐地抓住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最新动向，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水平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

  2023年9月在黑龙江考察时提出要“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后，就一直在思考这一重大问题。在12月中旬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要以科学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要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在今年1月31日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的时候，进一步提出“高水平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水平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深刻地指出：“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并强调：“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既包括技术和业态模式层面的创新，也包括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这是习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提出的一个重大的原创性理论观点。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我们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培育壮大新兴起的产业，超前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运用先进的技术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与此同时，我们要懂得，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要靠科学技术创新及其催生的产业创新，以及管理和制度层面的创新，还要靠改革，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一切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领域的体制机制。

  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同时，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这是因为，制约高水平发展的因素，不仅包括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方位、深层次加速演进，还包括我国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巨大；与此同时，还包括我们有的领导干部认识不到位，实际工作中一遇到矛盾和困难又习惯性地回到追求粗放扩张、低效发展的老路上，有的领导干部观念陈旧，名曰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实际上“新瓶装陈酒”；有的领导干部能力不够，面对国内外新环境新挑战，不知道怎么来推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等等。

  我们要解决这些思想认识和能力上的、关键核心技术上的、体制机制上的问题，一要逐步解放思想，坚持完整、准确、全面地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学习和掌握新质生产力理论；二要逐步以创新为第一动力，推进科学技术创新以形成一批原创性科技成果，解决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卡点堵点问题；三要逐步全面深化改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体制机制。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从思想观念更新、科学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经济体系创新、发展方式创新和经济体制改革、科技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改革等体制机制改革等方面，把“创新”这一生产力发展的内在动力，同“改革”这一从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方面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动力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形成推进新质生产力因地制宜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全面发展的强大动力。

  由此可见，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来说，创新是动力，改革也是动力。这“两大动力系统”不仅有密不可分的内在联系，而且“创新”在某一种意义上也有“改革”的特点，“改革”同样具有“创新”的要求。“改革”和“创新”紧密结合，就能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中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

  我们要认识到，以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的改革创新就是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相适应，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来以后，十九届四中全会又在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方面做了重要决定。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依然坚持这一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提出到2035年要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到本世纪中叶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奠定坚实基础。

  围绕这个总目标，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七个聚焦”，强调聚焦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聚焦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聚焦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聚焦提高人民生活质量，聚焦建设美丽中国，聚焦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聚焦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长期执政能力。这“七个聚焦”，最后归结到体制机制制度的完善或创新。

  这次全会通过的《决定》，提出了300多项改革举措。这些举措分布在“七个聚焦”所指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安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这七个领域，完善和发展了这七个领域的体制机制制度。比如在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领域，提出要深化改革的体制机制制度包括：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完善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落实机制；优化重点改革方案生成机制；完善改革激励和舆论引导机制；完善党的建设制度机制；建立健全以学铸魂、以学增智、以学正风、以学促干长效机制；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推进领导干部能上能下常态化；健全常态化培训特别是基本培训机制；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任期制；健全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变动交接制度；完善党员教育管理、作用发挥机制；健全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机制；健全防治、官僚主义制度机制；健全为基层减负长效机制；建立经常性和集中性相结合的纪律教育机制；完善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工作机制；健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同查同治机制；完善对重点行贿人的联合惩戒机制；健全追逃防逃追赃机制；健全加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监督配套制度；完善权力配置和运行制约机制；健全巡视巡察工作体制机制；完善垂直管理单位纪检监察体制；深化基层监督体制机制改革，等等。同时，全会还决定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修改监察法，出台反跨境腐败法，把制度法律化。

  需要指出的是，在强调要提高党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领导水平，提出这近30项体制机制制度时，全会还重申了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这里强调的“三个区分开来”，是2016年1月18日习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来的，其内容是：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法违纪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背法律规定的行为区分开来。全会提出要落实“三个区分开来”，是为了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克服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躺平”“不担当”“不敢为”“不作为”“乱作为”等问题，进一步激励干部开拓进取、干事创业。

  由此可见，新时代的“改革”“创新”“发展”和“治理”是紧密联系的，“发展”是“改革”“创新”的目的，“治理”也是“改革”“创新”的目的。以“治理”为目的的“改革”“创新”，就是要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国家治理和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更好相适应，为“发展”提供制度保障，为在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

  我们还要认识到，改革和创新是动力，发展和治理是目的，改革、创新和发展、治理都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成果由人民共享，都要坚持以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十分重视改革、创新、发展、治理的人民至上价值导向。这次全会在阐述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指导思想时，强调要“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因此，在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时，不仅在经济领域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健全推动经济高水平质量的发展体制机制、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完善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时，强调要增进人民福祉，而且在政治领域健全全过程人民民主、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时，也强调要增进人民福祉；不仅在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包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时，强调要时时处处想到人民，而且在健全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体系、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及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时，都强调要时时处处想到人民。

  总之，我们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既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又要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制度保障，同时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时都要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导向，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

  数字丝路是我国新时期发展的战略性选择，是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数字丝路贸易的伟大实践正在使古老的丝路焕发出新的光辉。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国际关系学科建设显著加强，发展目标、主要任务、建设路径都更加明确，要求更加清晰，学科建设明显提速，突出体现在学术创新、实践支撑、人才教育培训等方面。

  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学科建设涵盖了高等教育体系中为适应新型城镇化发展需求而设立的大量有关专业和研究方向，在实践中也是由一个庞大的职业群体共同推进着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的城镇化进程。

  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造提供了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技术的慢慢的提升和应用的深入，数智化将为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动力，助力中国实现美丽中国建设和“双碳”目标，为全球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贡献更大力量。

  网络梗”越来越成为互联网空间讲好正能量故事的优良载体。加强“梗能力”建设，是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高质量传播的重要途径。

  与“修昔底德陷阱”的预设恰恰相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向前发展。

  “碳中和”背景下，有必要将具有高碳汇水平且集中分布的区域纳入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当中，实施具有规范性和制度化的用途管制策略。

  数字治理，本质上是数字技术向多元治理主体赋能增效的过程，其目的是在数据收集、分析、利用的基础上，从多个层面对治理系统的感知、决策和执行能力进行提升。

  在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我们更需要的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念，而非吸引眼球的所谓“理论”。

  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必须用好总体国家安全观这一强大思想武器，自觉运用其方法论原则武装头脑、指导实践，从整体上把握国家安全，不断开创新时代国家安全工作新局面。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化的经济发展的底座，是网络强国、数字中国建设的基石。要立足不同产业特点和差异化需求，推动经济产业全方位、全链条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高质量构建“大思政课”工作体系要聚焦目标、效果和特色，着力破解思政课建设中的重点、难点和核心问题，带动思政课叙事表达体系和场景体验模式的深层变革。

  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植根于5000多年的文化沃土，是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传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基础上，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加速发展，各国既面临着新的发展机遇，也需要应对新的全球性问题，国际社会迫切地需要携手合作，共同打造和平、安全、开放、合作的互联网空间，携手构建互联网空间命运共同体。

  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春节马上就要来临。值此之际回望2023年，中国经济主要预期目标圆满实现。展望新的一年，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依然将面临一些困难和挑战，但同时也具有体量大韧性强创新后劲足的竞争优势、宏观经济政策回旋空间大的支撑效应、新一轮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增长红利等三重有利支撑。

  要聚焦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中心任务，以加快政府职能转变和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为重点，在“加减乘除”上做文章，推进机构改革再深化，为在新征程上全方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新动力。

  面对一直在升级的数字社交产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识到沉浸式社交环境背后的经营销售的策略与运作逻辑，从而与社会化媒体生成的感官刺激与虚拟自我保持距离。

  “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提出，内含着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宗旨，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根植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符合中国的初心使命，体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高度统一。